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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平市

                      2020-01-02 19:34

                        Equity)在此,效率指的是在一种状态下总收益和总成本之间的关系;而平等指的是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在效率和平等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实证研究作出的是肯定的回答。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潜在的效率和平等之间的冲突。假设政府要决定是否建一个桥牌馆,而这件事只在纳税人(P)和桥牌馆所有人(D)之间发生关系。在没有桥牌馆时,D收入为100元,P收入为50元,故总收入为150元。修建桥牌馆要花去P30元,而其创造价值将为60元并全为D所有,因为桥牌馆已为D所有。这样一个项目要不要上? 仅基于对效率的考虑,这桥牌馆明显要建,因为它净创社会收益30元。但我们同样要考虑一下平等效果。在建馆前,D有100元,P有50元。建馆后,D有160元(包括60元收益)而P却只有20元(减去30元建馆成本)。这样的分配结果明显是不符合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的。假设最公平的收入分配是D投资20元,P投资10元,建馆后,D的总收入是120元,P的总收入为60元,其比例即为2/3与1/3。这样的分配是非真正平等呢?是否更扩大了贫富差距呢?如何解决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最终取决于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如果推进平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更多的平等而牺牲一些效率还是有必要的。要注意的是,如果以上的情况都是在一个假设条件下进行的——收入分配无成本,那么分配就可任意进行而不与效率冲突。 这一例子可以归纳出两个重要的普遍性结论:如果收入不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会有冲突,无论事实上的冲突是源于追求效率的特定分配结果还是为了取得公平的收入分配。但是,如果收入可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不论对追求效率的特定分配结果还是对取得公平的收入分配都是这样。换言之,如果收入可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我们可能尽力将社会总收益最大化并任意分配。而这一假设的事实不可能性向法律提出的任务之一是:通过权利界定和程序规定使收入分配的成本最小化。 

                        最后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和解?它可能发生在法律争端过程中的任何时间,包括提起诉讼之前和初审法院作出判决之后。许多案件事实上是在审判的前夜达成和解的。似乎是随着案件通过文据披露、其他准备阶段和开庭的进展,和解的可能将会上升,因为当事人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有关审判可能产生的结果的信息,他们对结果的估计会越来越集中。但这忽视了这一事实,即随着案件的进展,诉讼成本的增加会使和解成本下降。所以,在一方面,被发觉的诉讼收益正在下降(这些是当事人相互乐观的作用,它们将随着当事人对案件的进一步了解而下降);但在另一方面,成本也是这样——如果像理性人将要做的那样不计沉没成本。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少有案件会在上诉的未决阶段达成和解,即使在口头辩论之后,当事人仍然可能等待法官对案件的看法。上诉对双方当事人的成本是很低的——在案件已经作了陈述和辩论后,其成本会接近零。如果成本是零,只有厌恶风险的当事人才会在上诉案已经陈述和辩论之后还对案件达成和解。21.6再论责任规则在各种责任规则之间进行选择的全面分析要求考虑到每种规则的诉讼程序成本(procedural cost),即要问,以过失责任规则替代严格责任规则是否有助于效率的实现(参见6.5)。我们首先假设事故数量不变。然而,采用严格责任规则会使伤害赔偿请求的数量增加,其原因是它扩大了责任的范围。由此,如果诉诸法庭的赔偿请求比例与实施过失责任规则的情况下一样,而且如果每一诉讼依新、旧规则需要花费同量的成本,那么侵权诉讼的总成本就会上升。但是,这两个“如果”都是有疑问的。由于严格责任消除了侵权过程中的一个大问题,即双方当事人实施注意的问题,所以只要权利请求得不到和解,就会降低预计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而降低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就会减少诉诸法庭的权利请求的比例。这些问题的简单化还将导致每一审判的成本下降,尽管这是不确定的。消除过失问题会趋于增加原告权利主张的价值,而且这可能(虽然并非必要)使他在其案件上花费更多而不是更少;但是,被告就可能会花费更少。即使严格责任规则下的审判成本可能是较低的,但由于它缩小了诉讼成本和和解成本之间的差距而使诉讼较之在过失责任规则下更有吸引力,从而增加了通过审判解决权利请求的比例。

                        没有取得成功的共谋犯罪仍要受到处罚。它是未遂的一种形式。主要的法律差异只是,被看作协议犯罪的共谋在即使共谋者没有靠近犯罪现场而只是在其努力的最早准备阶段就被拘捕的情况下也是应受处罚的。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共谋比单人犯罪更为危险,那么即使其犯罪既遂的几率由于犯罪预备(preparation)被更早地阻止而更低,其预期危害仍可能与单人犯罪未遂相同。与共谋概念相关的是帮助(aid)和教唆(abet)犯罪概念。我们来比较一下以下两种情况:(1)商人向他知道是妓女的一位女子出售时新的裙子。(2)商人向一已告知他计划用之进行谋杀的男子出售枪支。对以上两种情况,刑事责任将提高罪犯(主犯)的预期成本,但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很轻微的,因为妓女在不知道她职业的商店内购买东西几乎不会引起任何成本增值。在第二种情况下,施加刑事责任的收益看来好像是很大的——而且它是法律追究这样的刑事责任的一个领域。虽然引诱(entrapment)犯罪是对刑事起诉一种抗辩而犯罪未遂是一种犯罪,但引诱犯罪的概念还与犯罪未遂有着密切的关系。警察经常引诱或帮助某人从事犯罪。最为通用的这种奏效的策略是派一位密探去向毒品商购买麻醉剂,然后将毒品商作为现行犯“抓住”并对其不法销售提起诉讼。法律应该惩罚这样的无害行为好像是很奇怪的,因为将麻醉剂出售给而后将之销毁的密探是对任何人都无害的。看起来好像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将购买所花的钱从销售者处要回来。但其理论基础依然是预防犯罪。这一行为是无害的,但只要毒品商不被查获,他就完全有可能进一步从事非法销售,而我们现在逮捕他并对他进行审判是因为在安排好的犯罪中对他查获的成本要比在其普通犯罪活动中低。监禁的收益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查获和定罪的成本却要低得多。

                        M·兰德斯(William M.Landes)、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哀莫里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持人亨利·曼尼(H.G.Manne)教授、斯坦福大学法律经济学项目主持人A·米切尔·波林斯基(AMitchell Polinsky)教授、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教授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维尔杰诺弗斯基(C.G.Veljanovski)、约克大学教授保罗·伯罗斯(PaulBurrow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及韦尔纳·赫希(Werner Z.Hirsch)等。他们以其学识、著述文献和教学研究工作为法律经济学在欧美学术地位的持续上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运动以完全崭新的面目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一,法律经济学日益为各法学院所重视,并逐渐由北美、欧洲被介绍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它在非英语国家的登台,使之真正成为一种国际性法学思潮而为大众认同和接纳。第二,法律经济学在北美以外的其他区域研究日益加强,各语种文献大量增加。第三,法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合作乐观而成效卓显。70年代,法律经济学主要是由法学家从事的工作,而80年代,大量经济学家参与了这项工作并与法学工作者协作从事一些项目、课题研究,或在法学院讲授法律经济学和经济学。第四,一代接受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教育的年轻学者正在出现并将可能使法律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科学性。第五,将法学、经济学、哲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法哲学(Economic

                        联邦法律只对已取得的收入课税。所以,如果公司不将其全部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配给股东,那么非分配部分就不可能被作为个人收入征税。这是正确的。留置收益(retainedearnings)不是股东的财产。除非进行清算,否则他们就只有在增加其股份价值时才能得益。股份价值的增值就是股东收入的增加。当股东出售其股份时,他就必须依增值纳税,而其增值也包括了留置收益所产生的那部分增值。但由于税收的延迟会使纳税人得益,所以当增值发生时,以上方法并不是一种替代对增值进行征税的最佳方法。颇受欢迎的处理增值的税收办法是,对资本收益的税率应比对普通收入的税率低些。由对资本收益中较低而非通常的所得征税而促成的对增值的税收优惠待遇(其在美国已有很长的历史)是有低效率后果的。由此产生的股东意外收益可能是法人所得税创设的原因,而这种在前面讨论过的税种是一种低效率的税种。考察一下公司为什么有时会在公开市场上统统买下自己的全部股票这种古怪行为(仅仅有时而非总是,也是一种反接管的手段)。将其股票出售给公司的股东只需缴纳一种资本收益税(capital gainstax);而如果公司不是用其收益收买股票而是将其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配给股东,那么同样的股东就可能不得不对其同额收益缴纳所得税。公司只要将收益留置并将之用于其业务,那么就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由此公司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本,从而也就使其股票的价格有所上升。但由于用这些收益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有赖于股东对经理部门能力的信任,所以股票价格的上扬也不可能是留置收益的全值。这大概就是股份固定的共同基金(closed-end mutual fund,这种公司的股东无权取得补偿)通常以其持有的股票的市场价格的贴现出售股票的原因。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对分红这种降低代理成本方法的讨论(14.6)。然而,收益留置是一种利用资本收益和普通收入间税费差异的选择方法,这意味着税费差异会鼓励我们前面刚提及的低效率行为。它还会引导投资者们以取得资本收益的活动(如房地产投资)代替取得普通收入但却在生产效率上与上述活动相同或更高的活动。

                        关于对蓄意犯罪(deliberated Crime)处罚应较重于对冲动犯罪(impulsive crime)的处罚,可能还存在有另一种理由:即,冲动犯罪更难以威慑;而由于刑罚不太灵验,价值较小,所以社会也应该对它购买较少。最先的前提比最终的结果更有说服力。有足够思想预先计划其犯罪的罪犯更可能衡量其与犯罪有关的全部成本和收益,包括预期处罚成本;特定的刑罚增加对冲动犯罪的威慑力要比对蓄意犯罪的威慑力小,这一事实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对前者实施更严厉的刑罚。假设20年的徒刑就足以根本阻止所有的职业谋杀,但为了对冲动杀人犯产生同样的威慑力,就可能需要30年的徒刑。刑期增加是要成本的,但如果成本要低于其产生的增加威慑力,那么它也许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投入。并且,我们不要忘却监禁使人丧失工作能力的效应。某种罪犯不可能被有效地威慑住这一事实,为更重视使罪犯失去犯罪能力(如长期监禁)提供了理由。威慑和以刑事制裁为目的的犯罪能力丧失之间的冲突在精神病抗辩(the defense of insanity)中是最为激烈的。如果一个人在不知道他正进行的是犯罪活动(他杀害了一个他认为是沙漠巨鼠的人)或在他不能自控(他听到了他相信是神授命令要求他杀人的声音)的意义上是精神病患者,那他就不会为刑罚的恐吓所阻止。所以,如果刑事制裁只是为了威慑,那么很明显地这样的人就不应作为罪犯而处罚。将资源用于处罚他们(包括刑罚对“罪犯”本人造成的负效用)完全是一种社会浪费,因为它们不会起到任何威慑作用。实际上,这是夸大其辞了;而精神病抗辩的存在将吸引人们将资源用于去证明或反驳它,而且在以下情况下威慑力将会受到减损:罪犯成功地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或受处罚人数(不论什么原因)的减少将减弱惩罚所发出的威慑信号。但所有这些都是片面的,一旦丧失工作能力的目标起作用时,精神病抗辩的必要性就更不明确了,因为精神病抗辩在一点没有减少使被告丧失工作能力的必要性的同时,却增加了刑事程序的成本。但是,如果完全不可威慑的那一类人也应得到处罚,那么,刑罚的耻辱效果也会被削弱。(为什么呢?而且为什么这一观点与要在刑法中保留严格责任领域不相一致呢?)这是一个用民法而非刑法使犯罪的精神病人丧失工作能力的争辩理由。在侵权法中,精神病很少被看作为一种抗辩——通常民事责任的免除和减轻要比刑事责任的免除和减轻较少考虑被告的心理状态。这种差异在经济学上是有道理的。刑事制裁的成本要比侵权制裁的成本高(为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了实地调查成本和超越其故意范围实施制裁的成本之间的比较选择。所以,非法侵入人不知道或不能以合理成本发现自己在原告的地产上并不能成为民事侵害诉讼的辩护理由,但它却是刑事侵害诉讼的辩护理由。由于对民事侵害的制裁是较轻的,所以对被告心理状态进行艰难调查的成本与制裁成本较高的刑事制裁情况下相比,就不太可能产生等于或超过在避免制裁无人要求阻止(即在经济学意义上无法避免的非法侵入)的行为所需要的成本方面的收益。犯罪意图中的有些问题可用信息成本概念来解释。例如,赃物的购买者是否知道这些物品是偷来的,这一点经常是不清楚的。由于怀疑它们是偷来的,所以刑事责任的判定就在于他是否有意识地避免取得可能证实或消除其怀疑的消息。这一判定在事实上对买主加上了一项通过刑事处罚可以实施的、在调查成本极低时调查物品来源的法律义务。有时,至今还有活力的古老箴言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对法律的无知并不能构成刑事责任的抗辩。由于含糊不清的刑法会产生很大的规避(避开)成本[avoidance(steering-clear) cost],所以,通常那些较少通过条理清楚地起草而是限制一类人们知道是反社会的行为这样的法律才是清楚明了的。其结果是使人们依刑法义务取得消息的成本极为低廉。

                        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这种有关累进税对工作激励影响的谈论是略有误导性的,因为它好像意味着工作比休闲更具生产率。但在原则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是对工作的定价并没有高到(以很高的边际税率)使无效率的休闲得以消除。累进所得税将冒险量减至最佳水平以下。有些高收入中有很大部分是对风险的补偿。一旦产生危险,收入就很低了。假设在一作曲团体(10人)中有一人在一年中作曲赚了10万美元,而其他9人却一无所获。虽然这一团体的平均收入是极其有限的,但对其课征的所得税税率却要比每一作曲者赚1万美元的情况下高得多。阻止冒险会使家庭间的收入永远不平等。也许,除了鼓励冒险之外,我们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可以促成收入变动(有上升也有下降)。冒险而失败的富人会以贫困化而告终;而冒险成功的穷人会以富裕化而告终。也许这就是极端累进税制在中庸的美国人中不很受欢迎的缘故。但我们又要谨慎地作出效率的推论。比例所得税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冒险的补贴,因为它允许损失冲抵收入。在那种情况下,税收就降低了由有风险的事业所产生的结果方差。如果冒险者成功,他会取得较少的税后收入;如果他不成功,又可能损失较少的税后收入。所以,相对不重视所得税的国家和征收很高累进税的国家都可能在阻止冒险并由此而降低社会变动。

                        关于超速驾驶和其他严格责任犯罪(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和掺假食品就是两个普通的例子)的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对过失驾车的侵权救济补充上任何公共实施的制裁是必要的。这里有一个利用事前和事后制裁分析的答案可将我们引向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责任是一个使用不当的名称。由于车速限制是预防成本(B)的一种粗略估计,所以加上其他管制性规则,违反限制就能使严格刑事责任成立。由于预防成本(B)和预期事故损失(PL)可能是很相近的,所以即使实际损失(L)很高,成本高昂的刑事制裁仍不是最佳选择;何况向政府进行少量的转让性支付可能是最佳的。这里及前一节的讨论表明了故意侵权的经济分析(参见6.15)和犯罪的经济分析之间的基本连续性。在两种情况下,“意图”问题成了经济学关注点的替代物。这里有最后一个例子,高度疏忽大意的行为有时在刑法和侵权法中都被看作故意行为。如果X只是好玩而用来福枪射击行进中列车亮灯的窗户并射到了列车上的乘客Y而且致死,X就犯有一级谋杀罪。在这种情况下,P和(尤其是)L都很高,由于X将资源用于危害乘客,故B就是负的。当然,这里抵消了X从射击所得到的快乐。但是,由于X可在目标范围内射击而得到同样快乐,所以假设上述快乐是很低的。如果不是这样,由于这种快乐是与危及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就是6.15中讨论的预谋(相互依赖的负效用)的变形。基于此处解释的理由,这种快乐就不应被计入社会福利。7.6 紧急避险(强制)的抗辩著名的里贾纳诉达德利和斯蒂芬斯(Regina v.Dudlcy andStephens)一案涉及这样一个杀人案审判:在救生船上的几个濒临死亡(in extremis)的人杀害并吃掉了他团体中的一个成员。他们提出了一个紧急避险或强制(the defense of necessity orcompulsion)的抗辩,但结果被否决了。在现代法律中,虽然这一抗辩除了其采取自卫形式外仍不被赞成,但如果在受害人的犯罪成本和加害人的犯罪收益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悬殊,那它通常还是会胜诉的。要注意的是,不像精神病抗辩的情况——原则上不同的抗辩类型——否决紧急避险抗辩绝不是为了工作能力丧失的目标;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希望丧失工作能力。

                        激励分析(IncentiveAnalysis)法律经济学主要从事事前分析研究。它注重于随政策、法律及其他可变因素变化的预期行为刺激。风险决策的经济分析模型假设,个人基于它们是否会给他们招致风险的客观可能性而使他们的预期功利最大化。这样,例如,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就会考察不同规则对安全投入的效应,而不是考察它们解决争议或对个人权利侵犯之损害赔偿的充分性。而且,法律经济学不是在“全部赔偿”的概念下评价对损失的赔偿,而是要评估事故前个人应购置的最佳保险。 

                        18 . 1遗产(和赠与)税 在许多税收专业的学生看来,对死亡时的财产征税好像完全与许多其他税种的替代效应和递减税率无关。实际上,可衡量的财产分配要比可衡量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得多,但这也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在估计人们的财产时,社会保障并没有被计算进去;如果将它计算进去,那么人们间财产的不平等就会小得多。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收入和财产都进行全面的衡量,那么这两种分配就会趋于平等,因为所有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主要是成为人力资本),而所有资本服务都可以被看作收入(例如,住在我自己拥有的住所中,就可以被看作有估算租金收入)。但无可否认的是,死亡时可在市场上买卖的财产量在各家庭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即使这样,遗产税(estatetax)[与遗产继承税(inheritancetax)不同〕仍然是有些随意性,因为它忽视了分享遗产的人们的财产状况,也许这些人都是很贫穷的亲戚。而且,即使遗产税具有平等和效率的双重优点,它仍然由于依现行税率只能取得很少的岁入而是一种并不理想的财政收入税;如果我们提高税率,那么岁入就会更少,因为对其替代效应的评估要比通常想象的更为复杂。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有组织犯罪被指称的这些特征的某些方面看来是真实的,而其他有些就并非如此了。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活动主要涉及的是自愿的买者-卖者关系,而非强迫的交换。由于这样的关系起初就必需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化和专门化,所以我们会毫不惊讶地发现是企业而非仅仅个人参与了这些活动。与个人相比,组织比较引人注目这一特点可能会使它非常容易被破获。但由于有组织犯罪活动存在自愿受害人,所以犯罪组织又相对具有较小的查获危险,至少在采用由受害人投诉这种习惯方法时是这样的。(由此表现了密探的重要性。)而贿赂警察是由犯罪活动的连续性所促成的(为什么?)。

                        当RA1时,△PA工>△PA居,工厂在边际上赔偿居民损失后还有剩余,工厂继续购买清洁空气权,增加产值。如它可向每家居民提供价值50元的干燥器或作进一步的赔偿。 当RA2时,△PA工<△PA居,工厂在边际上赔偿居民损失后出现亏空,工厂放弃污染权,降低产值,或以比损害赔偿较低的价格安装污烟处理器,以增加边际净收益。 当RA3时,△PA工=△PA居,就工厂与居民总体而言,边际所得等于边际损害,两者净收益为最高值。 

                        虽然由遗产税和赠与税所产生的总量扭曲不会很大,因为积累大量遗产的激励毕竟非常弱,这绝不是一种赞成这种税收的观点。即使很少有人需要游艇,如果税收的结果是阻止他们买游艇,那么(考虑到双方的妒忌)对游艇征税仍不是一种合理的税收。因为,这种税收将会造成消费扭曲而又不会取得岁入。它将只有成本而没有收益,虽然其成本是很小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很少能取得岁入,因为纳税人会用其他行为替代应税行为,而这种替代是有社会成本的。 由于遗产税所取得的岁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最佳税收意图之外去寻找赞成遗产税的动因,或者甚至可以在利益集团使政府将财富转向它们的这种能力中去寻找。当然,这样的观点是存在的,即大款项的遗产会对受赠人产生不正当的利益。但我们也很难看出为什么遗产就比与生俱来的智力和精力更不公平。我们同意对依人们天资而取得的收入征税;但为什么我们又不同意对人们的现金捐赠征税呢?遗产税是防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政治动乱的过度财产积聚所必须的吗?的确,英国的大量财富积聚部分是由免税遗产造成的,但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还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的实行——即实际上将所有财产都归大儿子。如果将遗产在各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那么即使是巨额的财富也会在几代人之间分散。只有在遗产的主要资产为不可分割的情况下,长子继承制才是普遍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资产传予一个以上的孩子就会导致可分所有权的不经济(参见3.9)。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农田继承中,这种财产是英国历史上的主要财富形式;但对当今大量可转让的资产而言,这就显得不太正确了。 18.2谋杀被继承人的继承人 从经济学角度看,遗产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除明显的精神上的无行为能力外,法院在什么情况下才应该拒绝执行遗嘱。假设,精神健全的A作了一项将其大部分遗产传给其孙子B的遗嘱。B将A谋杀了。我们还应允许B实施A的遗嘱吗?法院的回答是否定的。由于遗嘱从来没有包含一项剥夺遗嘱人的谋害者的继承权的明确规定,所以这一答案在传统上就被看作是法院为了阻止谋杀而在牺牲遗嘱人的遗赠意愿。但我们有另一种方法来看待解决这种选择的问题。一个认为他在其遗嘱中列名的而会谋杀他的人就不可能(或最不可能)在其遗嘱中将那个人列进去。由此,被一个在遗嘱中确实列名的人谋杀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不允许遗嘱人的谋害者继承财产的规则所起的作用与为遗嘱中提供旨在控制远期意外事故的默示条款的作用是很相似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问遗嘱人他们是否愿意让其财产被其谋害者继承,那么很少会有遗嘱人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对很少的这些人,我们应如何对待呢?我们应尊重其意愿吗?应该将谋杀行为继承人规则(themurdering-heirrule)适用于任何意外、故意杀人和自杀吗?它也应适用于有遗产但没有遗嘱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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